费孝通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自觉”阶段。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构有对应关系。中国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的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与从秦汉开始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态结构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种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两千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的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而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因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