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黄河文化的形成发展中，齐鲁文化作为其中的主要构成之一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齐鲁文化的形成，是古代黄河流域多元文化综合提炼的结果。早在远古，处于黄河下游的齐鲁故地就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东夷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从神话传说看，最早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以凤鸟为图腾的太皞氏、少皞氏和当时以天鼋(龙)为图腾的炎黄族共同创造了最早的黄河文明，故闻一多先生说：“把龙凤当作我们民族的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可说是再恰当没有了。”此外如“舜作陶”、“羿作弓”、“伯益作井”、“蚩尤作兵”、“皋陶作刑”等，都反映了东夷族对黄河文化发展的贡献。考古发掘的材料也证明，发源于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也一度处于黄河流域文化发展的领先地位。进入三代，东夷文化和夏、商、周文化渐次融合，最后形成了华夏文化的主体。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随着齐、鲁的建国而逐渐形成的齐鲁文化，是当时黄河流域最先进的两种文化即周文化和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太公姜尚初封齐，“因其俗，简其礼”，尊重当地的土著文化。经济上除继承周的“重农”传统外，又“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使齐很快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大国。政治上不囿于周之“尊尊”“亲亲”的原则，“举贤而尚功”，于是齐桓公任管仲而霸。学术上不仅重视儒家的礼乐仁义思想，而且还兼重法家、道家和阴阳家思想，以后在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樱下之学”，正是与这种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一脉相承的。建立在东夷和周文化结合基础上的齐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而这些特点最终融入黄河文化并成为黄河文化的基本特征。从鲁文化的形成发展看，周公封于鲁，其子伯禽至鲁后“变其俗，革其礼”，用周文化对土著文化进行了改造。经济上重视农耕，政治上强调“尊尊而亲亲”，学术上崇尚儒家的礼乐仁义。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鲁文化是周文化的简单移植。因为重“礼”和“仁”的儒家思想没有出现在周的发源地关中地区，而诞生于数千里之外的鲁国，绝不是偶然的。鲁文化是重礼的周文化和重仁的东夷文化结合的产物。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只能产生在这一特定的地区文化氛围中。齐鲁文化是先进的周文化和东夷文化嫁接而成的，又优于周和东夷文化的一种更高级的文化。所以，随着西周的灭亡，周王室的东迁，至春秋时期，黄河文化的中心必然从中上游地区转移到下游地区，齐鲁文化取代周文化，成为黄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 


其次，齐鲁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核心，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秦统一中国后，法家思想虽然成为政治上的指导思想，但在学术方面渊源于齐学的“方士文化”却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齐人邹衍创立的阴阳五行学说被秦始皇所采用，为其建立新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于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秦始皇本人醉心于封禅、访仙、祀神和求不死之药，也都与齐国的神仙方士之学有关。而为了寻求海上三神山遣齐人徐福率船队出海，不能单纯理解为一种思想的荒诞，它反映了富于理想性和开放性的齐文化对具有雄才大略而不拘成见的秦始皇的一种启示和影响。至西汉初年，属于齐文化系统的黄老之学又风靡一时。当时统治阶级中好黄老之学者甚众，著名人物有汉文帝、窦太后、陈平、张良、曹参、陆贾、汲黯、司马谈等。这些人中最早采用黄老之学实行无为政治的是曹参。曹参任齐相国后，接受了善治黄老言的胶西盖公“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建议，“其治要用黄老术”，相齐9年，齐国大治，号称贤相。萧何死后，他继任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无为政治。不过六七十年时间，西汉皇朝便很快克服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造成了一个封建盛世“文景之治”。“文景之治”的经济发展成就为汉武帝开创的“文治武功”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汉武帝“独尊儒术”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大变革。汉武帝所尊儒术与齐鲁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号称“汉代孔子”的董仲舒的儒学实际是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学，其所治 《公羊春秋》 也是渊源于齐学。

《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及其重在阐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积极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学风，都是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贯穿于东汉一代聚讼纷纭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也肇始于儒家学派内部齐学和鲁学的不同学风。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如西汉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燕人)，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赵人)以外，传《尚书》的伏生(济南人)，传《易》的田何(齐人)， 传《诗》的申公(鲁人)、辕固生(齐人)，传《礼》的高堂生(鲁人)，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齐人)等6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14博士，齐鲁儒生就占8家，即：东海兰陵人孟喜、琅娜人梁丘贺所传的《易》，千乘人欧阳和伯、东平人夏侯胜和夏侯建所传的《尚书》，薛人颜安乐所传的《公羊春秋》以及鲁人申公所传的《鲁诗》和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再翻检一 下两汉书《儒林传》，在《汉书. 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有27人，齐鲁籍的占17人。在《后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42人，属齐鲁籍的有12人。


“百家争鸣”

至东汉末年，齐鲁之地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他用17年的精力作《春秋公羊解诂》，是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公羊学学者。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他不但精通古文经学，而且也精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不墨守一家之说，兼采众家之长，再加上他寿数高，门徒众，著述多(10余万字)，因此成为“天下所宗”的学者。魏晋以后，其间虽有郑学和王学(王肃，东海郊人)之争，但直至宋代理学兴起，经学主要就是郑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郑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之际，大批的齐鲁名士如琅琊王导、王澄、王敦，高平郗鉴，东莞徐澄之，长广苏峻等纷纷南下。东晋南朝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大地。此外，这些名士和士族南下时还带去了大批人口，如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 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徐澄之“与乡人减现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仅琅琊人民随其过江者就有1000多家。元帝太兴三年(320)侨立怀德县 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琊郡治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琅琊王氏即临沂县人。齐鲁士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的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的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 

最后需要指出：齐鲁文化是齐文化和鲁文化结合的产物，但齐文化和鲁文化并不相同。如齐文化开放，鲁文化持重；齐文化重功利，鲁文化崇伦理，齐文化尚革新，鲁文化尊传统。齐鲁文化结合互补，扬长避短，再加上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宽宏气度和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精神，因而奠定了它在黄河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并对中华文明作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