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华古代文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化的过程，有人把它称之为“多元一体”的文化。中华“多元一体”的古代文化，其发展不可能是平行的、相互独立的，必然有一种文化处于这种多元文化系统的核心和主导地位，由于它的发展，带动制约了其它文化的发展；同时作为一种主体文化，不断吸收其它文化的优点和长处来丰富充实自己，最终以一种文化为主，融汇其他各种文化，构筑一个一体化的文化体系。黄河文化在中国古代多元一体化的文化发展中，正扮演了这种角色。其主体地位和领导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黄河文化这种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其一是其先进性，这是由黄河流域农业文明的早熟性和发达性决定的。源远流长的文明史和农业经济丰富复杂的内涵，对较为低级简单的草原游牧文化和较为粗放的长江流域的稻鱼文化有着明显的优势。 其二是其特殊的自然地理位置。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地理单元，与外部世界处于一种相对隔离和半隔离的状态，而黄河流域恰恰位于这个地理单元的中间地带，介于草原和长江流域之间。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河文化特殊的历史作用：不断接受融合北方的游牧文化，并持续向南方输出自己的文明。这种北受南进，一进一出，带动了中国古代文化一体化的进程。北方游牧文化的南下不是偶然的，由于游牧文化的单一性经营，决定了它对外部交换的需要，也就是说游牧文化对农业文化有一种先天的依赖性。北方牧民们对铁器、布帛、粮食的需求，都要仰仗黄河流域。正是这些基本的经济特点，造成了北方游牧民族共同的、重复发生的对黄河流域的向心运动。北方表面上咄咄逼人的军事入侵，掩盖着的不过是孜孜以求的经济渴望。这种依赖型的文化，在与黄河文化的较量中被同化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黄河文化不断地南下，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为北方的入侵压力。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大致相同的经济生活和自然条件，以及武力对比上的优势，推动了黄河文化对南方地区的持续灌输。其三是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政治大一统的传统。这种传统既是草原、黄河和长江三大文化不断一体化的产物，又反过来强化了这三种文化的相互联系。由于黄河文化在政治上的正统地位，必然使其高踞多元文化的领导地位。其四是其兼收并蓄的包容性。本身就是由多种文化熔铸而成的黄河文化往往表现出一种宽容大度的气质，这是成为中华主体文化的基本素质之一。宽容大度的吸收，慷慨无私的输出，这是黄河文化的基本品格。 

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包容性及其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凝聚和幅射作用，造成了中国古代文明由多元文化不断走向大融合的历史趋势。黄河文化的先进性、正统性和包容性，造就了非凡的同化力，使之在与多元文化的交往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地位，使进入这一地区的各种文化很快被融合、同化。如元初许衡对忽必烈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乱亡相即。史册具载，昭然可考。”黄河文化所处的特殊的地理位置， 又成为南北多元文化的荟萃交流要冲之地，使它能够在吸收汇合多元文化的过程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黄河文化和多元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由于长期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黄河文化和其它多元文化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以至最后发展到政治上“胡汉越夷共一家”，血缘上“华宗上姓与毡裘之种相乱”，经济上以农业为主农牧渔业并举，习俗上“相忘相化，而亦不易而别”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局面。这种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文化系统，既有其主体特征，又有广泛的代表性，最终造成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不可分割性，至今仍是我们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今天我们研究黄河文化，就是要摈弃糟粕，扬其精华，在对外开放中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我为主，吸收先进外来文化，从而达到振兴中华之目的，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