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带，在生态安全和经济发展方面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华民族在黄河流域开拓发展，留下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历史高地，承担着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时代使命。习近平同志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保护和传承黄河文化，建设黄河文化旅游带乃大势所趋，这既是保障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满足新时代中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战略任务。

       世界文化总体可以划分为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高地是现代文化，而东方文化的高地则是传统文化。东方文化体系的辐射源则是中华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建构了东方文化的历史高地。华夏民族是缔造中华文化的主体民族，而黄河则是孕育和滋养华夏民族的“母亲河”，中华文化的历史高地则奠基于黄河流域。

       自古以来黄河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轴心，黄河被誉为“四渎唯宗”和“百水之首”，《汉书·沟洫志》曰：“中国川原以百数，莫著于四渎，而河为宗。”黄河横亘中原而流域绵长，黄河流域氏族部落之间的互动交融，最终在中原大地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形态——夏朝，从而形成了黄河流域政治文明诞生的历史萌芽。此后，黄河流域便出现了一脉相承、具有连续性与正统性的中华制度文明，从而奠定了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历史演进中的主杆地位。黄河文化的历史脉络在渭水流域清晰可见，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历史演进的“三五八”文化长廊，即三千年的长安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不断演进的历史文脉；五千年的炎黄文化，构成了中华文明历史生成的文化标识；八千年的华胥文化，构成了中华文化植根渭水的萌生之源。

       三千年的长安文化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演进，奠定了中华黄河文化历史演进的主导轴心。中华文化从社会建制的视角来看，发源于以周礼为代表的社会秩序；周朝礼制的制度文明形成于渭水流域，代表着东方秩序文化的历史生成。从文化观念的视角来看，儒家文化是中国观念文化的经典代表，它将周礼从礼制文化上升为观念形态，逻辑地建构了儒家学说的文化体系，从而形成了东方文化注重秩序的主流文脉；儒家文化从汉代长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首次上升为中华文化主流形态的文化高度。

       同 时汉代又将儒释道三元文化进行整合，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明儒暗道、三元互补”的文化思维。中华文化的国际化传播，也是从汉代长安开始的；长安文化不仅主导了中华文化的历史走势，而且成为中华文化国际化的历史起点。长安文化沿“一带一路”形成了两条国际传播线路：一条是“中原文化边疆化、边疆文化国际化”的陆上文化传播之路；另一条则是“中原文化沿海化、沿海文化国际化”的海上文化传播之路。这两条文化国际化之路都以长安为起点，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国际辐射。

       五千年的炎黄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标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炎黄子孙的文化认同。“炎黄”是传说中上古中国两个部落领袖的合称，炎即是炎帝，黄即是黄帝，炎黄二帝被视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 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黄”是中华民族共同先祖这一文化标识已为全球华人所广泛认同，它以“中华上下五千年”作为文化时间的认知尺度，具有中华文明历史生成的标识意义。因此，炎黄文化立足于中国黄河流域，正是渭水流域表征中华民族文明存在的文化标识。陕西拥有作为历史文化标识的炎黄文化，有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优势，从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历史承载。

       八千年的华胥文化标识着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代表着中华民族历史萌生的文化之根。华胥氏是中国上古时期华胥国的女首领，她是伏羲和女娲的生身母亲，也是炎帝和黄帝的直系远祖，被誉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人祖”，因而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胥国则标识着中华文化的生成母体。

       关于华胥的记载最早见于《列子·黄帝》记述黄帝“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其后上百种典籍均有记载。在八千多年前，华胥氏带领远古先民不断游徙，足迹遍布黄河流域，更多地集中于渭水流域，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农耕文化，开创了中华文化创造史。中华民族之“华”源于华胥之“华”，华胥是华夏之根和民族之母。从华胥到华夏，从华夏到中华，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中华民族文化，华胥文化是中华民族可追溯的文化源头，陕西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独有的文化优势，打造中华民族八千年的“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