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失调，破坏了人水和谐。多年前，以“经济”为中心，忽视生态文明建设的各种破坏行为十分普遍。在黄河首曲，可见狼、鼠、旱獭、草原毛虫对草场的破坏加剧。黄河源头的玛多县，昔日曾是全国首富县，今天却沦为青海省重点扶贫县。30多年前的玛多，山清水秀、湖泊众多、湿地连片、水草肥美、牛羊成群。1980—1982年，全县人均年收入520元，连续3年全国排名第一；全县不到1万人口，拥有79万头牛羊。但是，在“突破百万牲畜”的口号下，政绩管理方式导致的过牧现象，使得草场严重退化，脆弱的生态在干旱之下无力恢复，造成不可逆的环境恶化。与此同时，金矿的开采，虫草的挖掘，为做标本而对老鹰、狐狸等田鼠天敌的捕杀，导致鼠害成群、草场荒芜，由此也引发了该地区一系列的生态灾变，使玛多告别了“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魅力景象。如今，玛多县正在探寻能够有效规避当地生态系统脆弱环节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实现生态环境高效利用与精心维护的兼容，从根本上解决黄河源区的生态安全问题。

第二，治水和用水的生态。历史上，黄河的过度利用导致黄河水患频发。如明代开始固河道，由于沿河森林的大量砍伐，特别是黄河支流河域的森林砍伐，导致中游开始淤沙，河道抬高；同时，由于保证运河畅通是当时治理黄河下游的前提，黄河的分流、堵筑以及堤防修建并非按黄河自身的规律进行，因此造成黄河下游灾害频发。

此外，人口的快速增长等问题也使黄河不堪重负。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退耕还林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好转，但是，要真正解决黄河的长治久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三，治理行政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史为鉴，采取民间自主与政府管理相结合的治理方式，这也意味着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结合。就政府而言，要避免简单化的行政政策。例如，牧区的简单私有化可能会破坏游牧文化本来蕴含的集体化的共生经济文化，导致牧场的资源紧张和生态破坏。就民间而言，历史上早就蕴含着丰富的治水用水智慧。例如山西历史上有数百座水神庙宇，在管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山西介休的洪山泉属于汾河流域，最后汇入黄河。洪山泉源头的源神庙是周围48村的民间水管理组织的所在地，是民间社会管理水务的典范。再如，2016年，在青海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的影响和支持下，当地德高望重的降央西然堪布发起成立“德迦环保学堂”，誓愿让德迦成为一个“零废弃社区”，食用有机食品，并时刻秉持利他之心。僧尼与牧民们承诺并从自身做起不再购买、使用任何塑料包装用品，家里的塑料制品换成了传统的木、布制品。在当地人心中，环保不是什么高尚遥远的词，而是一种与他们信仰和文化息息相关的尊重与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