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关系和谐发展最为根本的一个途径。

第三，凝聚人心，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人民都具有相同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得益于黄河文化在发展中和其他地域文化相互融合。在商周时期，黄河文化的主体为夏文化，并对东方夷人文化、南方楚文明、北方草原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黄河文化在汉代之后传播到了中亚、欧洲，佛教文化开始在我国传播并和主体是儒家思想的黄河文化形成融合;隋唐时期黄河流域发展成为国际交流中心，这一时期的科技、音律、文学以及儒释道等都得以空前发展;蒙元时期吸收黄河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并借鉴了大一统的多层次政治制度;明清时期的西方宗教在我国得以传播和发展。看起来黄河文化能够和所有文化相互交融，但是实际上，黄河文化一直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并对其他文化的长处进行融合。汉民族是特指多文化、多民族、多信仰的特殊民族，但是同一民族的觀念始终延续到今天。衣冠南渡或者崖山之战之后，随着政权不断更替、人口大规模迁移，黄河流域中的民族血脉清晰可见，包括新加坡华人、福建客家人、海外华侨等，中华民族的百家姓氏就能起到寻根问祖的作用，民族意识植根在所有中华儿女的心中。在新时代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想以及爱国主义思想等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不断高涨，这使得全体华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所形成的归属感以及认同感更为强烈，这就是黄河文化所焕发出的时代力量。

第四，黄河文化的包容与开放。黄河文化自身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能够将可借鉴的实践经验以及历史理论提供给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黄河与中华文明》一书中提到，黄河文化是在和南方、西部、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攻守战以及和其他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交流中得以形成的。在我国早期，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受益于当地优良的地理条件，并在全国范围内甚至是整个世界占据领先地位，黄河流域在我国始终处于经济政治文化的核心区域，我国对外开展贸易活动、经济联系、政治外交、文化交流等也是在这一地区得以兴起和发展。早在汉代，中央政权就委派甘英、张骞等人出使西域，这使得从长安到甘肃、新疆、中亚、西亚以及地中海各国之间的陆上通道得以形成，使得中原王朝和欧洲、西亚等国家之间开展贸易沟通。这条通道也发展成为古代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重要通道，也就是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进入到了发展鼎盛时期，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非常频繁，对外文化交往比较活跃，日本、天竺、新罗等国家也派遣使节出使我国，并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中央机构设置“四方馆”，目的就是对对外贸易活动进行专门管理，同时针对外国商人制定了对应的优惠政策。我国在宋代的对外开放达到了顶峰，对于对外贸易活动非常重视。虽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出现将丝绸之路进行斩断，但是宋代政权还是对互市榷场进行设置，以此开展经济文化贸易等相关活动，丝绸之路起点从原本的长安延伸至北宋都城。宋代政权还推动海上贸易的大力发展，欢迎西方人来我国定居，并在都城汴京设置了犹太人聚居点。黄河文化在对外开放和交流中促使自身文化影响力得以增强，同时也对其他地域文化进行吸收和借鉴，有助于包容性、开放性的中华文明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