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作目标

　　工作队的首要工作目标是为黄河规划工作提供决策依据。三门峡和刘家峡水利枢纽的设计中都以水库正常蓄水位的高程作为淹没征迁控制线，蓄水后库区内的文物古迹将被永久淹没。工作队最紧急的任务就是通过普查了解淹没区地面和地下的古代遗存状况，向黄委会及相关设计、施工单位提供报告，以便其制定淹没、发掘、保护等不同的对策。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除了要做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外，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顾问，对于地面文物是否需要保护、应该如何保护提供意见和方案。正是基于这一目标，夏鼐在设计方案时将摩崖造像和题刻（含石窟寺）、古代建筑等列入调查对象中[19]（图一），普查时对三门峡漕运遗迹、芮城永乐宫和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等都做了工作，并提出了保护建议。1955年10月18日，夏鼐为即将出发的工作队队员做专题报告，明确指出：普查资料务求全面、细致，“不分轻重，都加以记录”。

　　在提供决策依据的基础上，工作队的第二个目标是对水库淹没区的重点遗址进行考古工作，共在五个省（自治区）展开了调查和发掘。正式发掘所获的考古资料自不必说，即使是调查所获遗物和通过拍照、测绘、拓印等手段得到的图像资料，也为淹没地点留下了唯一的考古资料，对于复原整个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意义重大。

　　工作队的第三个工作目标是培养人才，“把黄河规划中的考古工作当为培养考古干部的最实际的学校”。三门峡库区普查阶段的队员多为考古所的干部职工和文物局从各省抽调的文物干部（以刚从第四期考古训练班毕业的学员为主），夏鼐认为学员们应该要参加一次比较长期的实习，以便掌握考古调查的方法。复查和发掘时的人员则加入了高校师生、新入考古所的研究实习员和见习员。从调查、发掘报告中可以看出，1957年后，考古所的研究实习员已可以独立主持发掘或调查。参加水库工作的地方文物干部、高校师生后来也多成为田野考古和研究工作的骨干。

　　工作队的第四个工作目标是希望能在配合基建工程的同时，重点解决一些学术问题。配合基建的工地通常较为被动，尤其是在既往工作较少的地区，很难预设学术目标。但由于水库淹没区面积巨大，在普查基础上挑选“重点”遗址发掘，已经具备发挥主动性的空间。工作队的领导者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选定的发掘地点几乎个个切中肯綮，解决了中国考古学的许多关键问题。这种问题意识还体现在考古调查中，如安志敏在指导刘家峡水库工作时曾强调要注意地层关系，后在调查中就发现了两处辛店文化层叠压在齐家文化层之上的现象，打破了安特生的“六期说”，为解决西北地区史前文化的年代问题提供了地层依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三门峡库区的工作展开前，夏文化也是被重点关注的学术问题。1955年10月，郭宝钧在工作队临行前对队员作报告，提出“希望能解决夏代文化问题”。几乎与此同时，陈梦家也在文章中谈到：“山西部分接触到夏都疆域的南边的一部分，可能提供一些夏代遗迹的线索”；“河南西部部分，应该是夏人、殷人曾经活动过的地方”。两位先生后来都成为考古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他们的期望至少能说明，在当时的考古所内，徐旭生并不是唯一执着于探索夏文化的学者。

　　四、主要工作内容和收获

　　从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的工作目标来看，其工作内容包括考古调查、发掘和文化遗产保护两大类，后者我们将有专文论及，本文梳理的主要是其考古工作。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黄河水库考古工作始于1955年10月21日，最后一次工作应是1960年9~11月对甘肃临夏马家湾的发掘。主要工作地点围绕三门峡、刘家峡两个水利枢纽展开，兼及盐锅峡、八盘峡和青铜峡库区。不过，从安志敏的日记中可以看出，黄委会、水电设计院等单位要求考古队调查的应不止这些区域，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余地区的调查资料并未公布（也可能调查并未成行）。调查、发掘成果基本都在《考古通讯》（后改称《考古》）、《考古学报》或《考古学集刊》上以简报或正式报告的形式刊布，并以考古学专刊的形式出版了六本“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依次为：《三门峡漕运遗迹》、《庙底沟与三里桥》、《上村岭虢国墓地》、《元君庙仰韶墓地》、《陕县东周秦汉墓》和《华县泉护村》。

　　本文列举的考古工作内容仅限于以“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或“黄河水库考古报告”之名正式发表的材料，各遗址的工作时间、发表简报或报告的情况参见表一。

　　（一）三门峡库区

　　1.河南省境内遗址

　　（1）新石器时代遗址

　　主要有陕县庙底沟、三里桥和灵宝南万村、城东寨遗址，在三门峡鬼门岛、张公石岛，七里铺一区、二区也有仰韶或龙山时代的遗迹。通过这些地点的发掘，确认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填补了仰韶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之间的缺环，并提出了由仰韶文化向龙山文化过渡，仰韶、龙山文化各自分期等重大学术问题（封三，2）。

　　（2）商周时期遗址

　　主要有陕县七里铺遗址、上村岭虢国墓地和陕县后川村、李家窑村东周墓等。七里铺遗址三区出土遗物与郑州洛达庙、洛阳东干沟的陶器面貌相近，后被确认属于二里头文化。上村岭虢国墓地填补了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考古学材料的空白。

　　（3）秦汉及以后时期的遗址

　　主要有三门峡漕运遗址、陕县刘家渠汉代—宋金时期墓葬、三门峡市湖滨区、铁路区和陕县后川的秦汉墓葬等。这些材料极大地丰富了各时段的考古学材料，提供了分期基础，并首次用考古学方法发现、记录了古代栈道、粮仓类遗迹。

　　2.陕西省境内遗址

　　（1）新石器时代遗址

　　主要有大荔沙苑、华阴南城子、西关堡、横阵遗址和华县、渭南遗址群。沙苑石器特点有别于北方细石器文化和周边地区的新石器遗存，被命名为“沙苑文化”。南城子、西关堡等都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典型遗址。横阵遗址发现的墓葬（包括3个集体埋葬坑），为研究仰韶文化的社会生活、家族形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华县、渭南遗址群主要是华县队北大师生1958~1959年所做工作，共调查和试掘遗址26处，以简报或报告的形式发表了其中10处的材料。通过这批资料，研究者认识到老官台—半坡—西阴（按：即庙底沟类型）—半坡四期—泉护二期—庙底沟二期是同一谱系不同发展阶段的诸文化，初步建立了关中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封三，3、4）。

　　（2）商周时期遗址

　　主要有华县南沙村、华阴岳镇古城和大荔、华阴魏长城。南沙村是关中地区最早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拓展了研究者对二里头文化分布范围的认知。大荔、华阴魏长城的工作是首次对战国时期的长城进行系统勘查和发掘。

　　3.山西省境内遗址

　　主要有平陆盘南村、葛赵村和芮城东庄村、南礼教遗址。

　　葛赵、盘南、东庄村等遗址都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遗迹，盘南村内还发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堆积。东庄村的遗存兼具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特点，为研究这两个文化类型的过渡和发展提供了资料。南礼教遗址属于豫西地区的龙山文化。

　　（二）刘家峡库区

　　1.两次流域调查

　　包括1956年刘家峡附近的调查和1959年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

　　刘家峡附近调查包括水库区及其附近的黄河、洮河、大夏河流域和山丹四坝滩，共发现古代遗址（包括墓葬）176处，时代包括甘肃仰韶文化47处，齐家文化65处、“唐汪文化”1处、辛店文化79处、寺洼文化1处、疑似卡约文化遗址2处。

　　盐锅峡与八盘峡考古调查包括孔家寺至八盘峡附近地区（包括湟水下游的部分地区），共发现古文化遗址28处，包括马家窑文化“马厂型”17处、齐家文化8处、辛店文化9处。

　　2.马家窑文化遗址

　　主要包括临夏范家村和马家湾遗址等。在马家湾遗址首次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住房基址，否定了马厂类型只有葬地的旧说。

　　3.齐家文化遗址

　　主要包括临夏大何庄和秦魏家遗址等。这两处遗址内涵丰富，包括可能与祭祀有关的石圆圈遗址、保存完整的公共墓地等，为探讨齐家文化的家族形态、社会发展程度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4.辛店文化遗址

　　主要包括永靖张家咀、莲花台和临夏姬家川遗址等。其中张家咀、姬家川两处均发现了辛店文化晚于齐家文化的地层证据。因两处遗存的文化面貌有所差异，分别被命名为辛店文化张家咀类型、姬家川类型。

　　（三）青铜峡库区

　　青铜峡水库淹没区涉及青铜峡市广武乡、国营渠口农场和中宁县的四个乡，1958年开工。1959年6月，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商谈水库调查计划。1959年7~8月，考古所叶小燕与宁夏地志博物馆董居安、张心智等人，调查了青铜峡市、吴忠、中宁、中卫等县，在青铜峡水库岸边发现了一百零八塔，在中卫沙漠中首次调查发现了红彩陶和细石器为特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但调查资料仅有简报，未全面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