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是，较高的文化必然地向较低的文化流动。一种文化，历史愈悠久，文明愈发达，它对周边文化所产生的幅射影响就愈大。源远流长的黄河文化，由于它无可比拟的先进性，在客观趋衡律的作用下，势必持续地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一种强大的扩散幅射作用，形成深远的影响。这种扩散幅射，往往借助于民族和宗族的迁徙，自然和政治变动造成的人口的流动、军事上的行动、商业贸易的往来、学术的交流等形式进行。黄河文化的幅射和扩散，对提高整个古代中国的文化水平，加速民族融合，为以后形成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先秦秦汉时期

早在新石器时代，立足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其分布已北到长城河套地区，南至鄂西北地区，表现出强大的影响力。之后，黄河文化持续输出。尧舜之时，“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稣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传说中的宗族迁徙，反映了黄河文化对四裔最初的扩散情况。以后又有禹会诸侯于会稽，纣用兵于淮夷，太伯奔吴，昭王南征等，皆表现了黄河文化对四周地区的扩散。春秋时期，大国争霸，齐桓公的“尊王攘夷”，晋楚间的争雄战争，以及由于晋楚的扶助而造成的吴越的崛起，无不反映了黄河文化影响力的逐步扩大。及至战国，作为文化主要的承担者、传播者的士人们，“朝仕秦，暮事楚”，“北走胡，南走越”，加速了黄河文化的传播。吴起入楚变法，促成了楚国的强盛，从而统一了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魏国北灭中山，将黄河文化扩展至北狄地区；秦兼并西戎，扩地千里，燕国的势力也直达辽东地区。正是这一时期黄河文化的广泛传播，造就了显赫一时的秦汉统一的皇朝。秦朝时期，曾有几次大规模的移民。秦始皇“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 三十四年，藡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戍守五岭者达50万人之多。又遣蒙恬发兵30万北击匈奴，掠取河南地，建44县，徙民实之。此外，秦并中国后，曾从黄河流域向西南迁去一大批工商业者，如原为赵人的蜀卓氏，原为“山东迁虏”后徙居临邓的程郑氏，原为梁人后移居南阳的孔氏，都将黄河流域先进的冶铁技术输入西南的落后地区，他们本人也成为家资钜万的豪富。


黄河故道

进入两汉，汉武帝赫赫的文治武功使黄河文化进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他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开发西南夷，平定闽、越，并灭朝鲜，其结果造成了一个以黄河文化为主导精神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盛大皇朝。东汉时，黄河文化加快了对江南地区的渗透。王景任庐江太守，任延任九真太守，卫飒任桂阳太守，皆以推广先进的黄河文化为己任，提高了当地的经济文化水平。对北方的少数民族则通过互市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东汉末年，中原士人因战乱的影响大批南下北上，南至越南，北到辽东，都有他们的足迹。他们走到哪里，也就把黄河文化带到哪里。如士燮为交阯太守，“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邴原“在辽东，一年之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还有逃入乌桓、鲜卑者。鲜卑、乌桓因“中国人多叛归之，教作兵器、恺、楯，颇学文字。故能勒御部众，拟则中国”。总之，在先秦秦汉时期，黄河文化以强有力的发展势头，对四周的多元文化呈现出幅射状的影响，为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构筑一个统一的文化系统奠定了初基。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并据有黄河流域，因而使黄河文化的主要流动方向在江南地区。西晋末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东晋时期江南著名大族如王、谢、萧、庚、林、黄、陈、郑等都是从黄河流域举家南迁的。此外由于战乱饥荒，也造成大量黄河地区的流民南下，如西晋元康年间（291-299），关西频岁大饥，秦雍6郡賨汉10余万口向梁、益流移就食。东晋太和年间(366-370)，“雍、秦流民多出樊、沔”，移居江汉平原及汉中巴蜀一带。据谭其骧先生统计，自西晋末年截至宋世，南渡人口共90万，占南朝全境人口约540万的1/6，占西晋北方诸州及徐之淮北约140万户、700万口的1/8。黄河流域向江南地区大规模的移民，为开发江南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南方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同时这种大规模的移民，也促成了南方的民族大融合。

《隋书·地理志》说：“南郡、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春陵、江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这种民族融合，实质上是黄河先进文化在江南地区的大发展。这种不断的灌输和发展，对江南地区的文化进步和中华一体化文化的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这一时期黄河文化大发展的政治果实是隋的统一。大运河的开通和东征高丽是隋朝的两大举动。大运河的开通，为黄河和长江两大流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加强了两大文化区的联系。而东征高丽，则是采取了军事征服的手段向东北地区强行文化输出。唐朝取隋朝而代之，凭借着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力量，对周边的文化区施加了空前的影响。随着唐太宗获得了“天可汗”的称号，黄河文化折服了北方的游牧民族。唐文化向西发展，远及中亚西亚地区。唐蕃和亲，随着文成公主、金城公主的出嫁，黄河文化到达了世界屋脊地区，吐蕃的文化面貌为之一新，尺带珠丹赞普上书玄宗，自称与唐朝“和同为一家”。唐与南诏的关系也很密切，汉族工匠进入这一地区，加快了南诏丝织、冶铁和建筑业的发展。在东北方向，黄河文化的影响布及新罗、渤海，渤海的上京仿长安城建造，而新罗亦以“君子之国”著称。黄河文化还对日本、波斯、大食、东罗马、印度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总之，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黄河文化大举南下，给江南文化的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加速了两大区域文化的靠拢和融合，向中华文化的一体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此外，以黄河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在隋唐时期表现出巨大的幅射作用，不仅对周边地区，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3、宋元明清时期

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以及始终对黄河文化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黄河文化向着两个方面运动：一是向江南撤退、发展，加速了与长江文化的融合；一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纳，对这一地区产生潜在的影响。北宋皇朝自建立之日起便以“积贫积弱”的形象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契丹据有幽云扬州，不断南下威胁中原，西夏割据西北一隅，亦对中原虎视耽耽。辽、夏在黄河流域的割据虽然一直被旧史家看作是汉民族的耻辱，但作为黄河流域部分占有者的契丹和党项族却无法逃避黄河文化的熏陶与改造。如“幽州人韩延徽教阿保机树城廓，以居汉人之降者”，幽云16州成为黄河文化进军北方的桥头堡，西夏主李继迁定都灵州，认为“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以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而汉官张元、吴昊则为西夏国的建国功臣。其结果契丹、党项文化终为黄河文化所同化。女真族入主中原初期，往往采取徙民以实其祖居之地的政策。如“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而金兵从汴梁北撤时，“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人。黄河文化往往通过这些北徙的汉人，予女真族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至世宗时，上京会宁“燕饮音乐，皆习汉风”。元朝建立后，也曾徙民于北方屯田，使黄河文化波及草原的边缘地区。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其发源地东北地区空虚，黄河流域的流民不顾禁令，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如吉林地区民地在乾隆十三年(1748)至四十五年(1780)间从1500余顷猛增为11000余顷，奉天地区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 到四十六年(1781)间从13000余人增加到39万余人。大批黄河流域人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使人烟稀少之荒地变成了新兴的农业区。


在这一时期，黄河文化持续南下并渐次完成了与长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的一体化过程。靖康之变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撤至江南，黄河流域的大批人口又一次南渡，“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当时如山东籍的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造成了黄河文化又一次大规模的南移。继之而起的是长达500余年的元、明、清的政治统一，无论这种统一创建于何族，相同的是他们都把黄河和长江流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进一步交融，它们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在两者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黄河文化虽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在形式上消失了，但黄河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却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成为中华一体化文化中的灵魂和内核，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化的精神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