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文化，由于自身在经济上的先进性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使之具有一种自然的文化吸引力和凝聚力，必然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强大的向心作用。周边的少数民族，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欣慕，或出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或出于对正统地位的觊觎，不断向黄河流域作向心运动，其结果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的凝聚力和周边各族的向心运动，最终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古文明的大熔炉，而黄河文化在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同时，自身也不断获得更新改造。纵观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先秦秦汉时期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很早就成为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 地，仰韶文化就是黄河文化最初的萌芽。之后炎帝族、黄帝族、东夷族和三苗族接踵进入这个地区，在彼此的角逐和合作中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紧接着，夏族、商族和周族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论他们彼此间胜负成败的结局如何，共同的生活环境最终把他们熔铸成一个华夏族，并由此产生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一个早期典型形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春秋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黄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一度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在列国兼并争霸中，伴随着文化的冲撞，处于黄河流域的秦、三晋和燕、齐几个大国都各自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经过了数百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终于使黄河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秦汉。


秦朝疆域图

秦的统一，“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匡饬异俗，尽知法式”，为黄河文化的融铸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秦作虽短，对黄河文化的发展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汉时期，黄河文化主要受到来自北方匈奴文化和西方羌族文化的冲击。尽管一道长城把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的游牧文明隔开，但长城只可能是军事屏障，却不能阻隔两种文化的交流。以军事入侵为主要形式，游牧文化不断对农业文化进行冲击。汉皇朝在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农业文明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以战胜者的博大胸怀接纳了这种游牧文化。如养马技术的输入，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匈奴和羌族的内附等。总之，在先秦秦汉时期，处于上升期的黄河文化，以其伟大的气度，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接纳改造了外来文化。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汉魏以来，黄河流域西境和北境的各族不断内迁，逐渐形成民族杂居的局面。其时，匈奴族居于今山西的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氏、羌入居陕甘内地，羯族群集于上党、太行山一带，鲜卑则广布于整个北部地区。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入居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达870余万口，以至出现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黄河文化面临着冲击与考验。西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八王之乱”后，王权式微，内附各族在原民族旗帜下聚众而起，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这一时期外在表现为民族的大混战，内里却是多元文化的较量，古代史家所谓“五胡乱华”实际是“胡”文化与“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事实证明：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族先后进入了黄河流域，并且都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曾几何时，都一个一个地消失在胡汉融合的历史大潮之中。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黄河文化不可抗拒的融合力。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出现了“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全面胡汉融合的局面，民族的分野逐渐为阶级界限所代替，血缘关系为地域关系所代替，黄河文化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承认，重新获得了正统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