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统一后，随着汉族政权的重建，黄河文化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磨难与考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更加博大雄厚、气度恢宏。陈寅恪先生曾对此评价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黄河文化吸收了“胡”文化中的尚武习俗，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豪爽质朴的民风，部民间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诸优点；同时“胡”文化的冲击也削弱克服了黄河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一些腐朽成分，如陈腐的门阀等级礼法观念，鄙薄武事、遗落世务、浮华虚诞的世风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偏见等。有唐一代显赫的武功、崭新的精神风貌、领先于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与黄河文化的更新有着密切关系的。 

3、宋元明清时期

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统一皇朝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辽和西夏不断蚕食黄河流域的西北和北部地区。此后形势江河日下，祖居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击败了辽政权后，南下饮马黄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置于金政权的控制之下。女真、奚、契丹、党项、黯戛斯、回鹘、室韦人大批移居这一地区，造成了“棋罗星列，散居四方……比屋连村，结屯而起”的局面。据 《金史·陈规传》记载，仅河北的猛安谋克户迁入河南的就有100余万人，经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于北部的大草原。强劲飘悍的蒙古骑兵在横扫中亚西亚和东欧后，又长驱南下，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一朝倾覆。随着元朝的建立，黄河流域成为当时的统治中心，其大部分属于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大批的蒙古人、色目人一涌而入，和定居于此的“汉人”杂居。尽管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导致了民族差异的缩小，促成了民族的融合。


镇远浮桥,明朝建成的兰州第一座黄河浮桥

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明朝取元朝而代之。朱元璋在进军中原时明谕原蒙古军民：“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同时又下令“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于是“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此后明成祖朱棣又从南京迁都于北京，这一系列举动都表现了统治者对黄河文化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明末，源于女真的满族兴起，挥戈入关，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清皇朝。满族大规模移居中原，并通过强行“雍发”、大兴文字狱和严禁满汉通婚以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但黄河文化潜在的影响力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清兵入关之初，满族已“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最终，满族文化还是融入黄河文化之中。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一方面随江南经济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辽、金、元、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在政治上屡受北方各族文化的冲击。在南北夹击之中，黄河文化主要借重于自身先进的深厚内涵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利用文化上的优势，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与此同时，由于江南文化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政治作用下的持续输入，日益发展的文化交流使黄河文化本身的独立性日见消失，逐渐融入一个范围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