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黄河文化作为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主体文化，由于自身在经济上的先进性和政治上的正统性，使之具有一种自然的文化吸引力和凝聚力，必然对周边的多元文化产生强大的向心作用。周边的少数民族，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欣慕，或出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或出于对正统地位的觊觎，不断向黄河流域作向心运动，其结果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的凝聚力和周边各族的向心运动，最终使黄河流域成为中华古文明的大熔炉，而黄河文化在吸收改造外来文化的同时，自身也不断获得更新改造。纵观历史的发展，黄河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先秦秦汉时期

由于黄河中下游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很早就成为古代文明的主要发源 地，仰韶文化就是黄河文化最初的萌芽。之后炎帝族、黄帝族、东夷族和三苗族接踵进入这个地区，在彼此的角逐和合作中创造了灿烂的黄河文化。紧接着，夏族、商族和周族先后在这一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不论他们彼此间胜负成败的结局如何，共同的生活环境最终把他们熔铸成一个华夏族，并由此产生了灿烂的华夏文化。华夏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一个早期典型形态，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基干，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春秋之后，随着周王室的衰微，黄河流域周边少数民族乘虚而入，一度出现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局面。在列国兼并争霸中，伴随着文化的冲撞，处于黄河流域的秦、三晋和燕、齐几个大国都各自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经过了数百年的相互影响和吸收，终于使黄河文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秦汉。


秦朝疆域图

秦的统一，“器械一量，同书文字 ”，“匡饬异俗，尽知法式”，为黄河文化的融铸提供了有利的政治条件。秦作虽短，对黄河文化的发展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两汉时期，黄河文化主要受到来自北方匈奴文化和西方羌族文化的冲击。尽管一道长城把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和草原的游牧文明隔开，但长城只可能是军事屏障，却不能阻隔两种文化的交流。以军事入侵为主要形式，游牧文化不断对农业文化进行冲击。汉皇朝在军事上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农业文明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以战胜者的博大胸怀接纳了这种游牧文化。如养马技术的输入，西北地区畜牧业的发展，以及匈奴和羌族的内附等。总之，在先秦秦汉时期，处于上升期的黄河文化，以其伟大的气度，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地接纳改造了外来文化。 

2、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汉魏以来，黄河流域西境和北境的各族不断内迁，逐渐形成民族杂居的局面。其时，匈奴族居于今山西的西北部及陕西北部，氏、羌入居陕甘内地，羯族群集于上党、太行山一带，鲜卑则广布于整个北部地区。据《晋书·文帝纪》记载，入居黄河流域的少数民族达870余万口，以至出现了“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的局面。黄河文化面临着冲击与考验。西晋末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八王之乱”后，王权式微，内附各族在原民族旗帜下聚众而起，黄河流域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这一时期外在表现为民族的大混战，内里却是多元文化的较量，古代史家所谓“五胡乱华”实际是“胡”文化与“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事实证明：五胡十六国时期，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族先后进入了黄河流域，并且都建立过自己的政权。但曾几何时，都一个一个地消失在胡汉融合的历史大潮之中。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了黄河文化不可抗拒的融合力。尤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出现了“普天之下，谁不编户”的全面胡汉融合的局面，民族的分野逐渐为阶级界限所代替，血缘关系为地域关系所代替，黄河文化得到了北魏统治者的承认，重新获得了正统地位。

隋唐统一后，随着汉族政权的重建，黄河文化经历了数百年之久的磨难与考验，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更加博大雄厚、气度恢宏。陈寅恪先生曾对此评价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黄河文化吸收了“胡”文化中的尚武习俗，勇于进取的开拓精神，豪爽质朴的民风，部民间平等互助的人际关系诸优点；同时“胡”文化的冲击也削弱克服了黄河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一些腐朽成分，如陈腐的门阀等级礼法观念，鄙薄武事、遗落世务、浮华虚诞的世风以及歧视少数民族的偏见等。有唐一代显赫的武功、崭新的精神风貌、领先于世界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是与黄河文化的更新有着密切关系的。 

3、宋元明清时期

继隋唐之后的又一个封建统一皇朝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北方和西北方少数民族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辽和西夏不断蚕食黄河流域的西北和北部地区。此后形势江河日下，祖居于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击败了辽政权后，南下饮马黄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置于金政权的控制之下。女真、奚、契丹、党项、黯戛斯、回鹘、室韦人大批移居这一地区，造成了“棋罗星列，散居四方……比屋连村，结屯而起”的局面。据 《金史·陈规传》记载，仅河北的猛安谋克户迁入河南的就有100余万人，经淘汰后，还有“四十二万有奇”。南宋末年，蒙古族崛起于北部的大草原。强劲飘悍的蒙古骑兵在横扫中亚西亚和东欧后，又长驱南下，偏安江南的南宋政权一朝倾覆。随着元朝的建立，黄河流域成为当时的统治中心，其大部分属于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地区，大批的蒙古人、色目人一涌而入，和定居于此的“汉人”杂居。尽管元朝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但共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导致了民族差异的缩小，促成了民族的融合。


镇远浮桥,明朝建成的兰州第一座黄河浮桥

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明朝取元朝而代之。朱元璋在进军中原时明谕原蒙古军民：“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同时又下令“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使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于是“蒙古、色目之人多改为汉姓，与华人无异”。此后明成祖朱棣又从南京迁都于北京，这一系列举动都表现了统治者对黄河文化正统地位的重新认定。明末，源于女真的满族兴起，挥戈入关，在黄河流域建立了清皇朝。满族大规模移居中原，并通过强行“雍发”、大兴文字狱和严禁满汉通婚以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但黄河文化潜在的影响力是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自清兵入关之初，满族已“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最终，满族文化还是融入黄河文化之中。这一时期的黄河文化，一方面随江南经济的发展逐渐丧失了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由于辽、金、元、清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在政治上屡受北方各族文化的冲击。在南北夹击之中，黄河文化主要借重于自身先进的深厚内涵和强大的传统习俗力量，利用文化上的优势，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各个少数民族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和同化力。与此同时，由于江南文化强大的经济优势和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在政治作用下的持续输入，日益发展的文化交流使黄河文化本身的独立性日见消失，逐渐融入一个范围更大的中华文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