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说：“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以阴阳五行说作为自己的理论框架，及其重在阐述经书中的“微言大义”，积极为当时政治服务的学风，都是继承了“齐学”的传统。贯穿于东汉一代聚讼纷纭的经今古文学之争，也肇始于儒家学派内部齐学和鲁学的不同学风。齐鲁是汉代经学最发达的地区。如西汉的五经八师，除了传《诗》的韩婴(燕人)，传《公羊春秋》的董仲舒(赵人)以外，传《尚书》的伏生(济南人)，传《易》的田何(齐人)， 传《诗》的申公(鲁人)、辕固生(齐人)，传《礼》的高堂生(鲁人)，传《公羊春秋》的胡毋生(齐人)等6人都是齐鲁大儒。东汉时设置的14博士，齐鲁儒生就占8家，即：东海兰陵人孟喜、琅娜人梁丘贺所传的《易》，千乘人欧阳和伯、东平人夏侯胜和夏侯建所传的《尚书》，薛人颜安乐所传的《公羊春秋》以及鲁人申公所传的《鲁诗》和齐人辕固生所传的《齐诗》。再翻检一 下两汉书《儒林传》，在《汉书. 儒林传》中单独立目者有27人，齐鲁籍的占17人。在《后汉书.儒林传》中单独立目的有42人，属齐鲁籍的有12人。


“百家争鸣”

至东汉末年，齐鲁之地又出现了两位著名的大经学家。一位是今文经学大师何休，他用17年的精力作《春秋公羊解诂》，是继董仲舒之后最大的公羊学学者。另一位是古文经学大师郑玄，他不但精通古文经学，而且也精通今文经学。他遍注群经，打破今古文经学门户之见，不墨守一家之说，兼采众家之长，再加上他寿数高，门徒众，著述多(10余万字)，因此成为“天下所宗”的学者。魏晋以后，其间虽有郑学和王学(王肃，东海郊人)之争，但直至宋代理学兴起，经学主要就是郑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郑玄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两晋之际，大批的齐鲁名士如琅琊王导、王澄、王敦，高平郗鉴，东莞徐澄之，长广苏峻等纷纷南下。东晋南朝的著名士族如琅琊王氏、兰陵萧氏、高平郗氏、琅琊颜氏和泰山羊氏，都来自齐鲁大地。此外，这些名士和士族南下时还带去了大批人口，如郗鉴初率乡里“千余家， 避难于鲁之峄山，三年间，众至数万”；后又退屯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徐澄之“与乡人减现等，率子弟并间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今江苏镇江市)”。在元帝司马睿南迁时，仅琅琊人民随其过江者就有1000多家。元帝太兴三年(320)侨立怀德县 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侨民。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于是南琅琊郡治下也侨立临沂县(在江乘界内)。琅琊王氏即临沂县人。齐鲁士人和先进的齐鲁文化的南下，为江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直至北宋的苏辙，尚有“为学慕齐鲁”的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