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黄河而知中国。在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之中，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足以说明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长河中的重要性，也充分证明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地位。黄河文化是迄今为止还“活着”的古文化之一，它一路走来跌宕起伏，却也是一部时代进路下黄河文化引领力“古韵新颜”的历史诠释。在新时代的今天，增强黄河文化引领力，有利于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最终助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黄河文明的榜样力量

　　世界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对比了人类文明史上的26个文明样本后认为，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崩溃的历史规律。在这四个阶段中，有可能使一种文明处于榜样位置、形成引领力的是前两个阶段。依据汤因比先生的“文明榜样论”，黄河文化的发展在时代进路下大致可划为四个阶段：起源、成长、衰落和复兴，其中前两个阶段是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形成，即“古韵”，后两个阶段是黄河文化引领力的“旁落”与再塑，即“新颜”。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明，点燃了最早的文明曙光。从中华文化形成的纵切面看，黄河文化为引领中华文化发展的“头雁”。虽然“安史之乱”后出现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并驾齐驱的局面，但仔细分析，两者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在中华文明的肇始阶段，黄河流域先于长江流域率先跨入文明门槛，与长江文化形成了“引领—超越”的发展形态，这种形态一直持续到“安史之乱”前。“安史之乱”使这种超越有了质的飞跃，但黄河文化的政治、文化正统性并未改变，黄河文化依然掌握着全国的最高话语权。而且中国经济中心的南迁是黄河文化走向全国的一次大统合。

　　黄河文化长期引领中华文明发展。在中华文明的肇始阶段，黄河流域率先跨入文明的门槛，形成了“月明星稀”的中华文明发展格局。此后，黄河文化赓续了这种先发优势并进一步把之推高。可以说，黄河文明在历史长河的发展演变中发挥着榜样的力量，长期引领着中华文明的走向。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古韵”

　　黄河文化引领力的“古韵”主要形成于其起源和成长阶段的历史实践中，表现为“位”与“势”的统一。

　　其中“位”指在起源和成长阶段，黄河文化在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中长期处于榜样位置。对于这一体格局的形成，学界有“三个千年变局”的说法，即：第一个千年，主要是商周时期（公元前17世纪—前221年），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农耕领域各地域的统合，统合后的文化族群被称为汉族。第二个千年，从秦初到唐末（公元前221—907），中华文化地域更加广阔，西北草原文化注入，使汉、唐两大帝国奠定了中华文化的世界地位。第三个千年，从辽宋到明清（907—1911），这个一千年是中华文化空前的大统合，各种周边文化纳入中华文化版图，形成了多元一体中华文化格局。从庞大体量的角度看，中华文化的核心是黄河文化，黄河文化用自己优越文化的凝聚力、号召力，吸引统合周边地域文化，最终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