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宋元明清时期

在整个宋元明清时期，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以及始终对黄河文化施加强大的压力，迫使黄河文化向着两个方面运动：一是向江南撤退、发展，加速了与长江文化的融合；一是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纳，对这一地区产生潜在的影响。北宋皇朝自建立之日起便以“积贫积弱”的形象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对峙中处于劣势。契丹据有幽云扬州，不断南下威胁中原，西夏割据西北一隅，亦对中原虎视耽耽。辽、夏在黄河流域的割据虽然一直被旧史家看作是汉民族的耻辱，但作为黄河流域部分占有者的契丹和党项族却无法逃避黄河文化的熏陶与改造。如“幽州人韩延徽教阿保机树城廓，以居汉人之降者”，幽云16州成为黄河文化进军北方的桥头堡，西夏主李继迁定都灵州，认为“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我将借此以为进取之资，成王霸之业”。而汉官张元、吴昊则为西夏国的建国功臣。其结果契丹、党项文化终为黄河文化所同化。女真族入主中原初期，往往采取徙民以实其祖居之地的政策。如“太祖每收城邑，往往徙其民以实京师”。而金兵从汴梁北撤时，“华人男女，驱而北者，无虑十余万”人。黄河文化往往通过这些北徙的汉人，予女真族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至世宗时，上京会宁“燕饮音乐，皆习汉风”。元朝建立后，也曾徙民于北方屯田，使黄河文化波及草原的边缘地区。尤其是满清入关后，其发源地东北地区空虚，黄河流域的流民不顾禁令，大量涌入这个地区。如吉林地区民地在乾隆十三年(1748)至四十五年(1780)间从1500余顷猛增为11000余顷，奉天地区人口在乾隆六年(1741) 到四十六年(1781)间从13000余人增加到39万余人。大批黄河流域人民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使人烟稀少之荒地变成了新兴的农业区。


在这一时期，黄河文化持续南下并渐次完成了与长江文化和珠江文化的一体化过程。靖康之变后，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撤至江南，黄河流域的大批人口又一次南渡，“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当时如山东籍的文化名人李清照、赵明诚夫妇和辛弃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南下的，造成了黄河文化又一次大规模的南移。继之而起的是长达500余年的元、明、清的政治统一，无论这种统一创建于何族，相同的是他们都把黄河和长江流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进一步交融，它们之间的差异日益缩小，在两者融合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中华文化一体化的过程。黄河文化虽然作为一种独立的地域性文化形态在形式上消失了，但黄河文化一以贯之的基本精神，却以另一种形式，转化成为中华一体化文化中的灵魂和内核，并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河文化的精神是万古不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