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文明与理性人文基因的形成

  自古以来，中国就被称为“礼乐之邦”。中国的礼乐文明从龙山时代发端，到夏商周奠定了基础。通过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山东龙山文化的一些重要遗址出土的陶礼器和玉礼器，我们看到了龙山时代（也即五帝时代）“礼”趋于制度化的情形。到了夏商周三代，成套的礼器为礼制的物化形式，礼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西周礼乐是理性主导得到升华的礼乐文明，它根植于黄河文化之中。历史文献说周公的贡献之一就是“制礼作乐”。笔者认为，周公所制之礼有两个方面的变革：一是对商礼的改造，把商人对上帝和周人对天的崇敬纳入礼制的框架，提出了敬天保民的理念，并由此把商代注重“人神关系之礼”改造为周代注重“人际关系之礼”；二是把礼制与德治相结合，推行德的制度化建设，实现了天命与德治、天命与民意相结合的辩证统一。

  “自在”中华民族的形成

  费孝通曾把中华民族的形成划分为“自在民族”和“自觉民族”两个阶段，古代属于“自在”阶段，近代以来进入了“自觉”阶段。笔者认为，民族类型与国家形态结合结构有对应关系。从秦汉开始，国家形态结构变为“中央郡县制”，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大一统王朝内，有两个层次的民族：一个层次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另一个层次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正在形成中”的中华民族，相当于费孝通所说的作为“自在民族”的中华民族。作为“自在”的中华民族的出现是从秦汉开始的，这是一种由中央一元化统辖的“郡县制”结构。2000多年来，这样的国家结构本身使“大一统”国家至今具有高度稳定性，并使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的凝聚具有一体两面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联系在一起。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多元是指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构成，一体是说中华民族在整体上是一体的。笔者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一体性，也体现为“大一统”国家是一体的，“中央郡县制”的国家结构保证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因此，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凝聚就与国家认同密不可分。从秦汉到唐宋，这种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就建在黄河中游地区。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都，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同心圆圆心。由此我们说，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以其国都的地位而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所在地，在这个意义上，黄河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学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