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名记》现置于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郑州文庙大成殿右侧碑廊内，碑身通高2米左右，宽70厘米左右。该碑刻于明成化十三年，由明代赐进士出身翰林院侍读经筵讲官兼修国史钱塘人俔岳撰碑文、乡贡进士黄庆书。碑刻内容为郑州明代开国至明成化十三年共计一百余年间郑州一百一十多名历届考取贡士者名录，是明代初、中期郑州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的见证，也是黄河流域教育文化郁郁勃发的一个缩影。对研究明代郑州教育文化史，展示黄河流域重视教育、诗书传家的优秀传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

　　通过该通碑刻文字与晚出近四百五十年（民国二十年）重印的地方史志《郑县志》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纸质文献《郑县志》记载的相关内容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比如对史实记载不完整、有人无传、人名错误等现象，而这些都可以在碑刻文献中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在黄河流域文化高质量建设中应当利用碑刻类文献真实、原生态的优势，充分发挥补史之阙的功能，对纸质类文献中的讹误与缺漏进行必要补充，更好地发挥碑刻文献在黄河文化高质量建设中的价值，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建设的完善与发展，展现黄河流域悠久灿烂文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对黄河文化发展历史的述录价值

　　作为中华文明核心黄河流域，其文化教育历史源远流长，对区域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也是该区域人才辈出的重要原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依据。出于对儒家学说的重视，从汉代起黄河流域就建立了大量供士人、学子求学问道的文庙等文化机构。这些机构为学生文化素养提升，为国家建设培养优秀人才提供学习场所，但其中经历的兴衰沉浮，由于史籍缺失，多无所从考，成为历史谜团。而《题名记》这一类碑刻则以时人记时事，保障了事件的真实度、记载的翔实度与保存的完好度，成为研究黄河教育文化发展历史难得的史料。如《题名记》中有文字记载了明代中期郑州官学破败，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衰败历史现实，以及当时地方政府重视教育、重新修建学府，使得学宫堂斋焕然一新，学子们得以亲密友爱，急难相顾，日日聚集于学，诵诗读书的盛况。相比史志等侧重于社会发展宏观层面的材料，碑刻材料关注的重点在微观层面，更注重社会生活的具体细节。但如果没有碑刻中这些记载材料，今天的人就无法详细、真实地认识当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面原貌。

　　三、对黄河文化发展史料的补充价值

　　史书往往记载影响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对于职位较低，名气有限的绝大多数的中下层人士，历代史志则记载极少，这对全方位、多层次认识当时社会生活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碑刻文献，特别是地方碑刻文献，其主要目的就是从微观层面记载地方的人物、事迹，传播地方文化，而这一特点正好成为纸质文献存在的局限性的有效补充。通过对地方碑刻的解读，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历史事实，还原历史真相。作为记载地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纸质文献《郑县志》，在对区域内历年贡士的记载中存在对个别贡士的记载相对简略，仅仅记载考取贡士者的姓名与职官，如李瑢，《郑县志》仅为：“李瑢，卫经历”。而《题名记》记载为：“李瑢，宣德十年贡，任忠义左卫经历”，比较详细，不仅有考取贡士的时间，对其担任过的职官记载也比较具体。其他还有一些贡士，碑刻不仅记载其具体官职，还记载了其职务变迁，如田嘉，《郑县志》记为“累任江西佥事”，而《题名记》为“任新喻知事，除江西佥事”，明显更为详细。此外，还有一些贡士在《郑县志》失载，而《题名记》记录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