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诗经》成了各诸侯国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在外交场合，贵族们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叫“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使人“温柔敦厚”。孔子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按照孔子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符合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的、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汉代又得以流传。汉初传授《诗》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诗经》的世界传播与时代价值

　　从东汉到北魏，西域各国贵族子弟多来洛阳太学学习。两《唐书》记载，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与西亚各国进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波斯等国多有通汉学者。唐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撰写者景净是波斯人，他在碑文中引用《诗经》二三十处。

　　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交流始于汉代，作为五经之首的《诗经》得到广泛的传播，士人无不熟诵《诗经》。古代越南李朝、陈朝、黎朝、阮朝的科举考试，均以《诗经》为主要科考内容。古代越南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诗经》名句和典故，某些典故还保存在现代越南语言中。

　　东汉时期，中国《五经》传入朝鲜半岛。唐朝时期，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规定《诗经》为官吏必读书之一。其后的高丽王朝实行科举制，定《诗经》为士人考试科目。公元1728年，金天泽编纂的朝鲜第一部时调作品总集《青丘永言》，开拓了朝鲜诗歌创作的宽广道路，而它的序文就言明：它的编纂是借鉴《诗经》的编纂思想和经验。

　　汉文在东汉或者更早时期传到日本列岛，在隋唐时期汉文在日本上流社会开始流行，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日文。《诗经》的第一个日译本出现在唐朝后期，日本和歌的诗体、内容和风格都深受《诗经》影响，诗人纪贯之等人编纂的《古今和歌集》，其序言几乎是《毛诗序》的翻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