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中游则是多支一体的中华文明的主根脉所在，是历史传说中炎黄部族的主要活动地区，黄河中游或者中原地区就像盛开的史前中国之花的花心。正确认识文明化进程中黄河中游地区的中心地位，对于客观理解早期中国文明的本质特点、传承发扬中华文明的优秀基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探索中原的历史地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迅速增多，“黄河流域中心论”或者“中原中心论”在史前考古领域颇为盛行，夏鼐、安志敏、石兴邦等考古学家都持这种认识。比如1959年安志敏就说“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史前文化“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苏秉琦在1965年还坚持仰韶文化时期“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这一说法。但是，20世纪80年代初，他提出“区系类型”学说，开始明确质疑“中原中心论”。由于牛河梁等遗址的重大发现，他甚至认为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等代表的国家起源发展模式为“原生型”，中原为“次生型”，并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在苏秉琦“区系类型”学说的影响下，很多考古学家开始致力于梳理每个区域自身的文化发展谱系脉络。就连当时远在海外的张光直在论述史前“中国相互作用圈”或者“最初的中国”时，也认为它不过是“地位平等”的不同区域之间文化上深刻交流的结果。

      事实上，苏秉琦从来没有完全否认黄河中游或者中原的特殊地位。他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仍然认为，从关中、山西、冀西北到西辽河流域的“Y”形文化带，为“中华文化总根系中最重要的直根系”，“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可能就是形成华族核心的人们的遗存”。严文明最先将“区系类型”学说和“中原中心论”有机联系起来，1986年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以中原为相对中心的“重瓣花朵式”格局，张学海称其为“新中原中心论”。受严文明的影响，赵辉提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肇始于公元前3000—前2500年之间”。笔者则进一步提出，早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形成了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不过，无论“重瓣花朵式”理论或“新中原中心论”，还是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说，近年都受到许宏、李新伟等学者的质疑和批评。李新伟认为，这些看法“贬低了中原以外地区社会发展成果对中华文明形成的影响，阻碍我们描绘更真实、更多彩也更壮阔的中华文明起源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