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黄河流域农耕文明具有分散性、封闭性和区域差异性。分散性主要表现在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以满足小家庭生活和纳税的需要为目的。封闭性是针对社会流动性而言的。黄河流域的农耕社会人口流动率低,村落间交往少,地区间交往更少,活动范围呈现出明显的与外部世界隔离的特点。这种地域的隔绝性、交通的封闭性和对外交流的局限性,产生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几乎人人生于此、长于此、终老于此。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无论生产、生活,均呈现出自给自足的特征。区域差异性是指整个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农耕文化呈现着不同的特点。黄河上游以山地为主,游牧文化浓厚,但银川平原与河套平原的灌溉农业区历史悠久,有“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说法。中下游以丘陵和平原为主,中游的渭北及晋南黄土台塬也是重要的农业区,下游的中原地区和黄河三角洲更是有着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不同的自然条件孕育了不同的农耕文化,形成了黄河流域的区域差异性特征。

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极具传播性。华夏祖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具有典型特色的农业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由于生态环境、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经过华夏人民的不断传播、扩散,相继融合了北方的游牧文明和南方的长江农业文明,进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组成部分。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华农业文明还被传播到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最终形成了华夏农业文明圈。

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

首先,农耕文明造就了大一统的中华文明。黄河流域的农耕具有典型的旱地农业特征,而旱地农业的发展与水利的兴修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投入之巨大,往往非一个家庭或部族所能承担。因此,需要将不同部落的人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农业经济的本身特性,需要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大一统的政治体制恰恰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社会稳定的需求。水利设施兴建是大一统局面出现的深层原因。

其次,农耕文明还造就了务实、保守的社会风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这种简单重复、稳固闲适的农耕生活方式,使得黄河流域的先民们笃信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人们全部的日常生活都是围绕农业生产这一实际目的展开。黄河流域的农耕文明还造就了华夏人保守的民族性格。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中指出:“汉人崇尚中庸,少走极端,是安居一处,企求稳定平和的农业经济造成的人群心态趋势。”安土重迁、崇老尚古、勤劳节俭等都是民族保守性格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