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后，黄河决溢次数明显增加，汉代的官方祭拜活动也愈加频繁。西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0年），五岳四渎的祭祀正式列入国家祀典，建河祠，设祠官，指定专门的祭祀制度。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河决瓠子口。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亲临堵口现场，向黄河水神献祭玉璧、白马，祈求黄河安澜。此后东汉明帝时期王景治河颇有建树，重大治河工程完工之时也多祭河礼神，求保太平。

三、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官方的黄河祭祀极为少见，偶有祭拜也多与战争有关。秦汉时期延续下来的祭河传统多有破坏、衰败之象。

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修建，黄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黄河祭拜活动也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逐渐恢复发展。天宝六年（公元474年），唐玄宗亲赴南郊祭祀，下诏称“五岳既已封王，四渎当升公位，递从加等以答灵心。其河渎宜封灵源公，济水渎封清源公，江渎封长源公，仍令所司择日差使告祭并五岳及名山大川并令所在长官致祭”，唐玄宗封黄河水神为灵源公，自此黄河水神有了固定的封号。根据《册府元龟》的记载，天宝六年（公元474年）、天宝八年（公元476年）、天宝十年（公元478年）均曾遣使祭拜。这一时期，祭河正式由意识形态上升为国家制度。

△ 宁夏青铜峡市中华黄河坛

四、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黄河水患又一高发期，黄河祭祀活动亦随之愈加频繁。

北宋时期河祠由中州移至河中府。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河决滑州，遣枢密直学士张齐贤诣白马津，以一太牢沈祠加璧。自是，凡河决溢、修塞皆致祭”。宋真宗“车驾次澶州，祭河渎庙，诏进号显圣灵源公，遣右谏议大夫薛映诣河中府，比部员外郎丁顾言诣澶州祭告”。行至潼关，又“遣官祠西岳及河渎，并用太牢，备三献礼”。回到河中府又亲自谒奠河渎庙。

唐玄宗时期曾册封五岳为王位，四渎为公位，仁宗康定元年，正式册封河渎为“显圣灵源王”，由公位晋升为王位。

元朝时期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为黄河的治理和开发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元代不仅继承了历代治河的经验技术，涌现出了一大批像郭守敬、贾鲁这样的治河人才，传统的黄河祭祀文化也得到了延续和传承。

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开始对岳、镇、海、渎实行代祀。代祀黄河皇帝并不亲自前往，而是“遣使二人，集贤元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玺书给驿以行”。元世祖曾对中书省言：“五岳四渎祠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祠之，汉人选名儒及道士习祀事者”。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定于立秋日遥祭河渎，并遣使祭祀。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春又加封河渎为“灵源弘济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