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漕运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河运与漕运交织，黄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隆，传统的河渎祭祀在祈求安澜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保漕 的意蕴。

据《春明梦余录》载，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宋太祖以河渎神“崇名美谥，历代有加……渎祀不经，莫此为甚”为由，尽除去河渎神前代所有封号，重封河渎神为“西渎大河之神”。明英宗正统十三年（公元1448年），黄河于寿张沙湾溃决，冲坏运道。明代宗命工部尚书石璞前往治理，并加河神封号。

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沙湾新堤筑成之后，“于黑洋山、沙湾建河神二新庙，岁春秋二祭”。景泰四年正月，黄河于堵口处以南又决，复诏加河神封号。明孝宗弘治二年（公元1489年），黄河于开封及金龙口决口，冲断张秋运河。黄陵冈河口完工之后，明孝宗“敕建黄河神祠以镇之，赐额曰昭应”。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河决徐州房村集，屡堵屡决，“帝用严嵩言，遣官祭河神”。

有清一代，对黄河祭拜至为重视，清代成为尊礼祭河的大成时代。

顺治初年，“定岳、镇、海、渎既配飨方泽，复建地祇坛，位天坛西，兼祀天下名山大川”。顺治三年开始实行遣官代祀，规定北岳、中镇、西海、河渎的祭祀共同派遣一人，“将行，先遣官致斋一日，二跪六拜，行三献礼”。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为四渎分别赐号，河渎赐号为润毓。康熙三十五年，为元元祈福，曾派遣大臣分别祭告五岳、五镇、四海和四渎。三十六年，“朔漠平，遣祭岳、镇、海、渎如故”。

清代黄河泛滥较为频繁，为保安澜，每有大工告成，大清皇帝多敕建河神庙或加封河神。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敕建河州口外河源神庙成，加封号”。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沁、黄并涨，武陟、荥泽、阳武、符祥、兰阳同时决十五口，中牟之杨桥决数百丈，大溜直趋贾鲁河”，“十一月塞，上闻大喜，命于工所立河神庙”。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乾隆皇帝南巡期间，前往祭祀河神庙。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陶庄积土以北开挖引河成功，“上喜此钜工，一劳永逸，可废数百年藉清敌黄之说，敕建河神庙于新口石坝，自制文记之”。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河决仪封十六堡，屡塞屡决，乾隆四十四年北坝又塌陷二十余丈，“上念仪工綦切，以古有沈璧礼河事，特颁白璧祭文，命阿桂等诣工所致祭”。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决口堵塞，“命于陶庄河神庙建碑记之”。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马营口堵塞，嘉庆皇帝又加河神金龙四大王、黄大王、硃大王封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