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河洛图》的历史原型是河洛康家，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等康氏家族人物应是李佩甫演绎文学精神、传导创作意旨的主要形象载体。虽然，就文学性而言，在我看来，比起仓爷、泡爷等人物，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等显得规矩、平淡，但作为李佩甫创作的道德承载，康氏人物更具道德整体性。康秀才是李佩甫为康氏家族塑造的思想先导，其训导子孙的基本理念不外是恪守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质，以“耕读传家”，秉“仁义礼智信”做人；但在此基础上，其对于“留余”的倡导和践行，实际成了康氏家族兴盛的直接思想资源。在康秀才看来，“大凡世间，立志不难，穷其志也不难，难在‘留余’”⑩。北宋幼耕道人之《四留铭》，经康秀才训导，成了康氏家族的道德遵循。今天看来，康秀才作为文学形象难至不朽，“留余”思想则不能不说仍有延展的精神生态意义。比起康秀才，周亭兰和康悔文母子同样是李佩甫寄寓整体性道德理想的主要人物，但周亭兰更多地被李佩甫塑造成了“智”的载体，康悔文则更多地表现为“信”的化身。作为康秀才的孙媳，周亭兰在丈夫冤死京城后，身怀遗腹子返乡，虽然年轻但因办事说话“步步踩在实处，句句占在理上”11，很快成为康家掌门人。之后，周亭兰从 “一盘菜”做起，成就了康家的兴盛。作为一个文学形象，周亭兰的性格中透露着刘汉香（《城的灯》）的影子，但其闪光处还在于，李佩甫让其智慧地既尊老抚幼，又创业理家；既敬官祛匪，又仰智礼侠，以守寡之身在纷乱世事中维系了家族的昌盛。可以说，李佩甫在周亭兰这一形象身上几乎倾泻了所有的道德理想。并且，周亭兰人生最大的成功应该在于，她清醒地为儿子康悔文及时延师诵文、学算、习武，使康家兴盛能在康悔文手中遇难呈祥、中兴延续。《河洛图》中，周亭兰一生只做过一件食言的事，那就是没有践诺亲手为匪首断指乔缝合被砍的首级，但李佩甫让其因此一夜白头，独守佛堂，用忏悔来洗雪心中的罪孽，似乎又丰富了其人格的理想化色彩。在周亭兰等的荫护下，康悔文终成栋梁，作为《河洛图》的主角之一，其文学光芒并不耀眼。但作为李佩甫创作的道德理想承载，其作为诚信的化身，倒也时现星光。康悔文的“信”，集中呈现在其背着师父仓爷到巡抚衙门状告仓场侍郎盗卖皇粮一节。历经官匪追杀、佛门净地相国寺撞钟喊冤，师徒仍被投进大牢；久经世事的仓爷已万念俱灰，

康悔文却仍然相信会有转机，这是对他人的“信”使然；当马从龙秘密探监，情况紧急、惜时如金之时，康悔文却重点嘱托其抓紧呈送许诺给吴师爷和门子三天内送达的银两，以至于门子收到银钱后感叹：“天下还真有这样的信人？”12这是自己坚守的“信”使然。在河南方言中，“信”也可做憨愚讲，门子的感叹既可以理解为赞许，也可以阐释为嘲讽；但无论是什么，正是这个对“信”的坚守，使得康悔文一步步缔造了洛水北岸的商业神话。在当下的文化生态中，精明、精致已不全是褒奖的涵义，李佩甫对于康悔文守“信”至“憨愚”的情节设计，不能不说有其承载的文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