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从《生命册》到《河洛图》，尽管场景有变、人物有别，但李佩甫秉承和坚守的文学精神却是连续的。那就是，通过塑造现实中或历史上各类中原人物，演绎传奇故事，展示文化精神，寄寓道德理想，凸显文学的精神价值。但是，这里尚需进一步讨论回应的问题是，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该如何看待和评价文学的道德维度？我们应该倡导还是摒弃文学的道德承载？文学对于道德理想的演绎是不是就意味着品味的降低？这不仅涉及《河洛图》的阐释和评价，也是当前文学评论中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认为，相对于伦理道德的倡导和规约，文学的特殊性即在于其展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生活展示手段的形象化。所谓文学展示社会生活的整体性“是指文学不是从任何单一角度对社会进行理论解析，不是从某一局部对社会进行个案解剖，而是在特定时空中对社会生活、风土人情、喜怒哀乐、恩怨纠葛等进行形象展示；这种展示无需历史考据，无需政治界定，无需道德说教，无需法律评判，而需要展示真实生活，寄寓文学感悟，传到审美体验，表达审美理想。借用格式塔心理学的概念，可以说，文学是一个与社会生活异质同构的形象化、典型化、心灵化的语言空间，是人类生命情感的感性载体，正所谓‘文学大世界，舞台小社会’”13。几千年的文学史业已表明，文学作为作家审美意识的载体，从来不是伦理道德之外可有可无的文饰和点缀，而是承载、积淀和传导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精神文明成果的重要维度。并且，比起政治、法律、伦理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来，“文学功用的特殊性在于，其展示客观真实、表达精神理想的创作旨归，其宣泄情感、抚慰心灵、提升境界的心理能量，其张扬精神向度、追索终极关怀的形而上神思，无不使得文学可以超越政治评判、法律规约和道德说教的严苛和干涩，从而使阅读接受者得到潜移默化的精神润泽”14。可以说，“文学的精神向度是文学价值的根本体现，它超越世俗规约，充分突出了审美的精神色彩，使文学真正成为人类不可缺少的一个精神栖居之地”15 。

所以，就文学的道德维度而言，重要的不是文学要不要、能不能展示道德承载，而是如何完成这样的承载。作为展示生活整体、表现主体情感的审美载体，文学从来不可能回避道德内容、道德关切和道德理想。并且，面对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的世俗化的沉溺、人际间的冷漠、意义的迷失和信仰的危机、群居无伴的心理状态，文学作为展示精神超越、寄寓真善美理想、构建可供心灵栖息的精神家园的审美意识形态，更应也更能弘扬其精神功用，彰显其精神价值。当然，文艺理论不会把文学仅仅局限在道德的层面，但也不能因为文学承载了道德的内涵，就判定其缺乏终极追问、降低文学品格。